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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界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四类：第一类认为，中国古典学就是国学，研究对象包括以中国原典文献为基础的经史子集各类传统学术，泛指中国学术。这类观点突出了研究的民族性与本土性，但是毕竟国学对应的是整个西学，而非西方古典学；国学提出的出发点是中西之争、古今之争，而非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第二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应该包括中国历代的文字、器物、精神、遗址等文明产物。这类观点照顾到了古代文化遗产的全面性，但却忽视了“尽小者大，积微者著”，无形之中把中国古典学研究等同于传统文化研究，忽略了经典性、传承性与核心影响力的内容要求，有损于中国古典学学科的独特性。第三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即中国古典文明，而古典文明指的是自先秦至近代“以儒学经典为主干的知识体系与话语体系”，这类观点立足于儒学经典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但把中国古典学研究大致等同于儒学经典研究，也是窄化和不全面的。第四类认为，中国古典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先秦时期元典性文献和上古文明，这与西方古典学的学术思路颇为接近，即以各自文明源头的基础文献与文明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为研究的根本。从中、西古典学互学互鉴的意义上而言，这一类观点较为可取。

　　授旗仪式后，习近平致训词。他指出，调整组建信息支援部队，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的战略举措，对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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