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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百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存在谁来主导、走向何方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美国的因素，因为日美在二战后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国在直接影响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主导着日本的一些外交决策。但是，在中日互动中，中方是主导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后开启的中日关系发展的热潮中，中方倡导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日关系发展，应该说一直是顺畅的。

“山东作为全国第一碳排放大省和第一能源大省，应在2029年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这不仅有利于山东自身的发展，也有助于全国碳达峰目标的实现。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平衡碳达峰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周勇表示，碳达峰实际上是万元GDP碳排放强度的下降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平衡。当经济增长速度小于万元GDP的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时，才会出现峰值。数据都显示，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越来越慢，预示着碳达峰后经济增速也会很慢。国际经验表明，达峰后，经济往往会进入低速增长阶段；换言之，经济增长遇到持续危机的影响，其前一年往往是碳达峰的可能年份。国内有的省份早已达峰，也是因为经济增速大跳水所致。这种被动的碳达峰，并非我们的追求。当然，碳达峰与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对矛盾体，也可以是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伙伴。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目标，主动掌控碳达峰相关措施的节奏，避免拍脑袋决策造成的被动提前达峰，山东可以在实现碳达峰的同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2035年现代化强省的目标。

　　其实，日本无论是自身的稳定、还是经济繁荣以及大国化进程，都处处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为什么近两年来，岸田似乎和拜登走得很近，争相送“投名状”，但实际上他也在很积极地推动日本加入RCEP，加强和中国及亚洲的这种实质性的合作关系，以稳定自身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就在最近两天，他跑到美国去和拜登“秀恩爱”的同时，又和中韩两国争取要在五月份举办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推动中日韩的合作。这些看似矛盾的表现，正是日本今天面对两难困境和自身国家发展“焦虑”的一个真实写照，美国的焦虑是“霸权的焦虑”，日本的焦虑可是“生死的烦恼”，所以就更显得进退失据、捉襟见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