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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行动明确七项主要任务：一是严格船籍港休渔监管。督促应休渔船舶返回船籍港休渔，健全异地休渔船舶监管机制，切实做到“船回港、人上岸、网入库”。二是抓好专项（特许）捕捞监管。严格管理特殊经济品种专项（特许）捕捞和东海区四种作业类型渔船专项捕捞，加大伴航检查力度，严厉打击未办证出海作业、违反专项捕捞规定等行为。三是盯紧重点船舶和特殊群体。对异地休渔船舶、捕捞辅助船等重点涉渔船舶，以及易发违法违规行为的从业人员予以重点监管、定期检查。加强养殖渔船、钓具渔船、休闲渔船等不休渔船舶日常监管，防范其从事非法捕捞活动。四是强化渔港码头监管。落实依港管船、定人联船、进出港报告等管理制度，加强渔港码头巡查和坞修船舶管理，倒查严处非法修造船舶行为。五是开展常态巡逻检查。加强进出港通道管控和重点海域巡查，不定期组织开展交叉检查、突击抽查和区域联查，加大现场登临检查力度。六是加强重点水域管控。强化对长江口、海区交界线两侧、涉外敏感海域等重点区域的执法监管，高压严打跨海区作业、越界捕捞和规模性、群体性非法捕捞活动。七是打击涉渔犯罪行为。加强情报信息搜集研判，及时发现案件线索，开展专案打击。聚焦港口、船厂、市场、补给、海上等，全过程、全环节、全链条打击整治涉嫌组织化、团伙化违法犯罪活动。

　　2021年9月，孙力军被双开。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中提到，孙力军“为实现个人政治目的，不择手段，操弄权术，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

　　其实，百年来的中日关系一直都存在谁来主导、走向何方的问题。当然这中间有美国的因素，因为日美在二战后至今的制度安排上，是美国在直接影响甚至在重大问题上主导着日本的一些外交决策。但是，在中日互动中，中方是主导的一方，而在建交之后开启的中日关系发展的热潮中，中方倡导的以“友好外交、人民外交、和平外交”为主要特征的中日关系发展，应该说一直是顺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