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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中日两国在战后一直就存在很多既有的矛盾，比如“东亚争雄”的问题、“历史认识”的问题、台湾问题、两国的领海划界问题等等。近年来，中日都在走向大国化的进程中，又不断地发生摩擦和碰撞。一定程度上，这也是日方近年少提甚至不提“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因。

根据通知要求，今年实施公海自主休渔的时间和海域具体为：7月1日至9月30日，32°S—44°S、48°W—60°W之间的西南大西洋公海海域，0°N—22°N、55°E—70°E之间的北印度洋公海海域（不含南印度洋渔业协定管辖海域）；9月1日至11月30日，5°N—5°S、95°W—110°W之间的东太平洋公海海域。

市场的成功催生了不满。我们用自己的行动不断促进着市场的同质化，又渴望逃离地心引力，为自己寻得片刻的安慰与休憩。我们在享受现代化的果实的同时，内心不免也滋生出某种空虚浮泛的感觉。许多小众文艺产品的爱好者对自己心心念念的作品“出圈”“破圈”心有余悸，并不能单纯解读为“文青病”或“闹别扭”。当一件事物愈发变得大众、流行、标准化，我们对它的感情连结也就愈发淡漠。最早从哲学上系统探讨这一现象的哲学家或许就是海德格尔。抛开他对“无根的人”这一主题的论述中浓厚的反犹主义色彩不谈，海德格尔敏锐地捕捉到现代市场经济所制造的全球性（cosmopolitan）社会触发了人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当他说“人，诗意地在大地上栖居”，也许他暗含的意思是现代的人类既失去了诗意，也失去了大地。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进一步探究了现代条件下人们对个体性、本真性（authenticity）的渴求。现代市场经济提供的标准化万花筒确实是丰富的，甚至在算法加持下愈发是量身定做（bespoken）的。但作为消费主义客体的我们，却愈发感觉对这一切缺乏有机的、存在意义上的联系。我们斩断了前现代的锁链，却失去了和自然、社区共同体、生产与生活之间的共融，而成为面目模糊的抽象的“消费者”，一个可以被精确定义的“效用函数”。